通过围绕宪法文本运用宪法释义方法，这些宪法著述以宪法文本的内容结构为基础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宪法学知识体系。

由于案件的决定程序不公开，没有公开的听证程序，导致劳动教养执法中出现了许多违法现象，如以罚代教、负案在教等问题。【摘要】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措施在法律依据、适用条件、运行程序、救济措施、监督机制、实施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

五是更新、改革、发展劳动教养工作的需要。但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进行条文表述时，并没有明确规定不够劳动教养的。{4}陈泽宪：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载《外国法译评》2003年第4期。收容教养只是在责令其家长、监护人加以管教之外采取的一种选择性而非必然性的措施，即法律规定是可以而非应当或必须，并明示在必要的时候，可见对实施收容教养有着严格的限制。第二种方案，从实然的角度看，在现有法律框架难以作大的调整和变革的情况下，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完善和加强对行政矫治措施的法律监督，解决监督真空的问题，通过建立和完善检察监督机制，逐步实现其适用条件、决定程序、实施过程的规范化、正当化和法治化

(2)它是较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的处分，而不是短期、临时性、惩戒性的措施。《违法行为矫治法》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的立法规划。（一）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的明确规定是行政立法义务得以产生的法定来源。

[40]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次会议通过，2009年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号公布。行政机关拒绝该请求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2个月内以拒绝行为为标的提起撤销之诉。[4]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199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发布。此项规定存在混淆行政法规制定主体的问题，目前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已纠正。

因为，这些规定仅概括性地限定了立法所针对的事项，但未具体课予行政机关立法的义务。尚海龙，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超越职权所制定的法律是违法的，行政机关未予废除的构成立法不作为。[12]2008年9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2008年10月6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对类似的规定，应当理解为立法者基于专业、技术等因素的考量有意制定了一个不完整的法律而委由行政机关予以填补，行政机关负有将法律完整化的责任。第一，指令行政机关制定普遍性行为规范的法律。

因此，立法不作为状态是否已经逾越合理期限的判断只能在个案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17}。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程度的判断余地，但并不享有修法或者废法的时间裁量权10}。在我国，立法计划习惯上以1年为限，而立法规划则为1年以上。1．区分行政立法之类型立法类型是影响时间裁量权的首要因素。

（一）法定期限在我国，有少数法律明确限定了行政机关完成立法的时间。事实情况是否已经发生变迁，是否已经变迁到足以导致现存法律必须修改或者废除的程度属于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问题。

深入解析行政立法不作为的以上三个构成要件，其目的是在纷繁复杂、性质各异的行政行为中准确识别行政立法不作为。其次，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严重威胁时，行政机关负有通过立法加以保护的义务。

如，《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11]第34条规定：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51条规定：申请必须在三个月内提出。然而，程序违法行为还包括作为程序的违法，即程序违法性作为。有时，为了强化规范性文件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下级机关或者内部组织在对外发布文件之前也可能主动请求上级机关或者所属机关的同意。在同时满足三个要件时，才能最终认定行政立法不作为的成立。国务院有义务制定行政法规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使所有公民，包括农村村民像人那样地生存。

此类措辞清楚的表明了授权法的倾向性，即要求行政机关尽速立法。对类似的规定，应当理解为立法者有意将法律具体化的任务留给了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有义务完成此项任务。

但是，我主张，怠于修法与怠于废法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行政立法不作为。也就是说，此案涉及的是嗣后作为之违法，而非不作为之违法。

{2}我们认为，虽然立法者委任行政机关立法的原因不一，但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即由行政机关完成法律的具体化任务或者补充任务。协调法律的安定性需求与变化性需要的方式有很多，但诉讼时效制度最为重要。

国务院理应尽快立法，否则有悖权力机关的信托，从而造成法律体系的漏洞。[42]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5号公布。即使授权法没有明确限定行政机关完成立法任务的时间，其要求行政机关尽速立法的意图也是明显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挑战现行法律，但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撤销或者变更之诉。

据此，南京市政府负有制定普遍性行为规范的义务。然而，行政法应与行政权如影相随，不仅行政权之所到即为行政法之所至，而且行政权之所应到亦为行政法之所应至。

除了上述强制性立法时限的规定之外，在我国还存在一种半强制性的立法时限规定，即立法计划和立法规划。但是，当公共利益遭到严重危害，需要立法加以保护时，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也可能转化为立法的义务。

作为律师行业行政管理的重要规章，《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23]以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24]可能未按照上述条例的要求广泛听取律师事务所、律师等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从而构成程序违法{13}。然而，要实现《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落实此项制度，国务院可以而且应当依职权主动制定相关条例。

[31]2009年1月2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2009年2月17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尽管普遍认为，收容教养制度存在的法律依据是《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但这两部法律只提到了收容教养一词，对于收容教养制度的具体内容，并未做任何规定。这一过程没有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辩护律师的参与，也没有听证制度。【参考文献】{1}郭建安、郑霞泽主编：《限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中国行政性限制人身自由法律处分的法治建设》，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参见‘劳动教养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国诉讼法律网2003年10月31日。尽管学界对行政矫治措施改革的观点纷呈，理由各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尽管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在刑法中规定保安处分专章，将劳动教养等保安处分化，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认同。

同时，由于劳动教养法规本身不完善，给法院审理劳动教养行政诉讼带来极大的困难，法院大多对劳动教养案件作出维持的判决，导致现在已鲜有劳动教养行政诉讼的案件。参见陈兴良：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研究—以刑事法治为视角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6期[7]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其确定为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应当将适用对象的提请权赋予公安机关，但决定权宜赋予人民检察院。

[3]有学者认为，制定劳动教养法，一是改变现行立法的混乱状况，解决法律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需要。[5]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的基本设想是，将劳动教养易名为保安处分，在刑法典中设置保安处分专章或以保安处分刑事特别法的形式加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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